辅佐6任总统，领导7次抗疫，荣获总统自由勋章 - 福奇博士如何成为“美国医生”？

3月18日，Twitter热搜：福奇博士在哪里？紧随其后的是“让福奇博士说话！”新冠疫情期间，他被美国人称为“值得信赖的声音”，全国民意调查中，78%的参与者认可了福奇的表现，只有7%的人不赞成。

福奇是谁？

对美国人来说，福奇的面孔并不陌生，过去36年中，他作为领头人之一，对抗HIV，炭疽热，SARS，MERS，猪流感，寨卡，埃博拉病毒等；人们对疾病爆发的恐惧和混乱，他也再熟悉不过；期间，美国经历了6任总统，从里根到川普 –都选择让他来做政府发言人，因为他阐述问题坦率而易于理解，擅长将复杂的医学信息翻译成日常语言，既不夸张也绝不轻描淡写。

1988年10月，乔治·H·W·布什在总统辩论中说：“我的偶像是谁？我想到福奇博士，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他...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员，国家的顶级医生，一直致力于研究和治疗艾滋病。” 2007年，美国医师协会最高奖“乔治·科伯”奖在颁奖词中这样介绍福奇：“福奇是一位伟大的沟通者。在一次次新发和再发传染病重大危机中，他多次出现在全国的电视屏幕上，为美国人提供自信、洞见、现实和可靠的建议。” 2008年，乔治·布什总统授予他“总统自由勋章”，为表彰福奇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的杰出贡献，在他的推动下，政府投资了850亿用于治疗AIDS，拯救了1800万人的性命。 2019年，在美国声望最高的科学家研究员列表上，福奇博士排名41位。

今年79岁的福奇身材不高、瘦削，说话声音沙哑。站在美国总统川普身后，双手交叉胸前是这位免疫学家的习惯性动作。按年龄段他处于感染COVID-19的高风险人群，但他全天候工作，每天只睡3-5个小时。 在谈论冠状病毒时，冷静而不乏乐观。

“美国医生”的传奇故事。

少年福奇：因身高梦断运动员之路，选择人文和科学完美融合的医学 1940年圣诞节前夕，福奇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南部的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。 祖父20世纪初移民美国后，父亲是在美出生的第一代意大利移民，父母经营药房生意。福奇回忆说，父亲分发了药品，被客户称为Doc。

小时候他曾经骑着自行车帮父母送货。在采访中，福奇说：我对少年时候的生活并不觉得辛苦，相反，这些为我之后从事科学和公共服务奠定了基础。少年福奇对很多事情感兴趣，主要是运动，尤其是棒球。 高中，福奇就读于曼哈顿的教会学校——里吉斯高中（Regis High School），每天需要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通勤两小时以上。他以全额奖学金入学，并且是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。福奇的老朋友称，“他一直很上进，无论他做什么，他必须做的比任何人都好。他注定要领导别人---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” 丰富而繁重的学业，尤其是人文学科，让福奇陶醉其中。“"我们花了四年学习希腊语，四年的拉丁语，三年的法国，古代的历史，神学。”之后他几乎 一生都在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，文学和哲学。当时，福奇对成为一名医生没有兴趣。"那时我是高中篮球队的队长，我想走运动员的道路。”但是，他的身高止步于5英尺7英尺（170cm）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，他不得不寻求运动以外的职业。

之后，福奇进入Holly Cross大学和Cornel大学医学院学习，并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。上大学时，他参加了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圣十字会，此后，福奇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。在学校，Fauci的同龄人许多学习从事医学、工程和法律领域的职业。他沉浸于人文学科："实际上，我母亲身边的所有亲戚——祖父、弟弟和妹妹的孩子——都是艺术家。母亲从来没有真正给我任何压力，但我认为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。在我看来，当一名医生是人文和科学的完美融合。”源自对“人”的关注，对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兴趣，最终促使福奇走向医学之路。 青年福奇：决定研究对抗艾滋，崭露头角 1966年，福奇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毕业，当时美国部署参与越南战争，每个新医生都必须服兵役。福奇回忆道：“当时军官对我们毕业生说，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将是陆军、空军、海军或公共卫生部门的成员。所以，必须做出你的选择。” 福奇想在美国公共卫生局工作;备选计划是加入海军。他最终成功加入国家卫生研究院。 1972年，福奇开始担任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。这个时期，他被治疗那些很难且几乎不可能治愈的疾病深深吸引。"我想研究的东西，可以使人病得很重，杀人于无形，但我介入之后，病人基本上可以痊愈，这有点过于简单化，但确实是大多数传染病的特点"，在恩师谢尔顿·沃尔夫的实验室工作后，福奇研究了分子性质，免疫学领域，迅速学习如何操纵单个细胞的最小成分，这为十年后的发现做了前期准备。

1981年，一种奇怪的新综合症出现，改变了Fauci的研究方向，并最终改变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。“这是一种未知病毒，它能重重摧毁人类的免疫系统。”最初公共卫生官员没有关注这个病毒。当年6月，疾病控制中心出版的《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》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其中叙述了5名年轻男子，他们都是男同性恋者，他们感染了肺炎，一个月后，福奇收到一份更令人震惊的报告。他敏锐地认识到灾难即将来临："我决定停止我当时的研究，这让我的导师非常懊恼，他们说，你为什么想放弃一个伟大的职业，去研究一小撮患有这种怪病的男同性恋者？但是，在内心深处，我真的知道，这种病会成为全人类的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灾难。”福奇写了一篇论文来敲响警报,手稿屡遭拒绝，评论员认为他危言耸听。直到半年后，1982年6月，《内科年鉴》发表了该论文。 1984年，福奇成为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，他是一个世纪以来N.I.H.研究所最年轻的院长，时年44岁。当时美国正处于艾滋病危机的痛苦之中。此时开始，福奇作为NIH的医生活跃在对抗艾滋病的一线，并成为美国艾滋病研究领域的专家。

起初，Fauci坚持N.I.H.的标准，他倾向于美国的家长式医疗传统：医生和科学家无可置疑，药物开发必须遵循一个严格的过程，包括动物试验和严格的临床试验。否则，这些药物的好处和风险无法得到充分评估。大多数F.D.A.临床试验又有三个阶段。第一次测试药物是否安全；再评估其有效性。最后进行更大数量的药物测试，看是否有严重的不良反应。 但这种相对缓慢的方式导致死亡人数攀升，维权人士的愤怒情绪越来越强烈。1987年，他们在N.I.H.园区示威，在华尔街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抗议示威。福奇被同性恋团体称为“杀人犯，无能的白痴”等。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媒体上，“我的面孔就是联邦政府的面孔”。 站在风口浪尖，福奇决定不被愤怒言论和侮辱字眼所控制。他回忆说，"我想仔细听听他们怎么说。他们都是纽约人。我也是纽约人。我说，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习惯于对待那些没有希望的病人，然后拯救他们的生命——但是，在那些日子里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次次抢走人们。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”

1988年，当示威者在N.I.H.游行时，福奇邀请了几个抗议领导人面谈。他去了同性恋浴室，和人们聊天，讨论痛苦程度和临床试验的必要性。渐渐地，全国达成共识：美国人正面临一种致命的疾病。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谨慎做法没有意义，福奇逐渐转变了思路，扭转了局面。他从一位传统的科学家转变为一位公共卫生活动家。 福奇以他的影响力发起"平行追踪"计划President’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(PEPFAR)---在证明安全后立即提供未经批准的辅助药物，即使临床试验还未完成。这大大放松了对HIV药物临床试验的要求，以便更多绝望的患者可以尝试新化合物，扩大了对代表性不足的女性和/或HIV / AIDS及其治疗的有色人种研究，并在AIDS临床试验小组（ACTG）计划委员会的席位上，给同性恋活动家和艾滋病毒携带者席位。 福奇说："在医学上必须遵守严格的科学原则；在与人打交道时，需要人文感。必须将社会方面、道德方面、个人方面与冷酷而绝对的科学结合起来。” “平行追踪“计划，这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引发了美国医学的一场革命。今天，患者要求尽可能多的治疗方法和信息，患者可以上网，整理统计数据，带着一个装满医疗信息的文件夹去见医生。

2014年，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，一名美国护士被她所照顾的一位来自西非的旅行者传染，许多美国人非常恐慌。 当那名护士出院时，福奇在摄像机面前，不仅说她没有传染性，还给她一个拥抱，这一举动感染了许多美国人。

抗疫前线: 川普政府的“Truth Teller”

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。2020年，新冠疫情席卷全美。福奇再一次站在镜头前，他被称为“美国人最信任的声音”。 多年来，福奇一直担心新病毒，特别是致命流感病毒株可能产生的影响。一些病毒更致命，一些病毒更具有传染性，但人类都没有办法快速高效地杀死病毒。2017年1月10日，Fauci在乔治敦大学举行的题为"下届政府大流行病准备"的会议上发表了主题演讲。他向听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："寨卡是否会死灰复燃？流感呢？我们会面临一个新的大流行病吗？一些未知、传染性很强的病原体有可能出现，威胁世界。 面对存在诸多未知的新冠病毒，福奇没有急于给出答案。整个2月份，美国累计确诊的新冠病例不到70人，检测量不到500个。当白宫高层释放疫情将得到控制并很快消失的乐观预期时，福奇表态谨慎：疫苗研发至少要一年到18个月，美国应利用疫情尚未大规模爆发的时间窗，多做准备。他主张采取遏制措施，以防止病毒传播，一旦社区散播，应采取缓解措施以检查其损害，努力提高检测水平，并通过短期和长期科学方法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。 时至3月12日，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超1500人，疫情在45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出现。福奇连续两天在国会出席听证会。他发出警告，病毒流行的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疫情“会比现在更糟”，而美国医疗系统“并没有真正适应当下的需要”。一天之后，川普宣布美国进入“国家紧急状态”以应对疫情。

在白宫的简报会上，福奇经常温和地修正川普的荒谬、半真半假或彻头彻尾的谎言，巧合的是，福奇博士与总统川普有许多相似点：都是70多岁，都是来自纽约郊区，直率，直接。 福奇说：“不，没有科学证据表明疟疾药物羟基氯奎因将提供一个“奇迹”治疗，以避免感染。” “不，至少一年不会有疫苗。” 2020年4月初,川普坚持否认政府无法提供检测试剂盒，在国会作证时，福奇直言不讳地说：“这是一个失败，让我们承认它。” 他向众议院委员会表示：“我曾为六位总统服务，我只做一件事：说出确切的科学证据并根据科学和证据提出政策建议。”

美国一直有反对权威的传统，加上党派之争，反智主义盛行，聚光灯下的福奇，再一次受到毁誉参半的待遇。他的肖像贴在开瓶器、咖啡杯和保险杠贴纸上。国家博布尔黑德名人堂和博物馆准备了福奇七英寸的肖像，为了筹集资金，为医务工作者生产防护装备。Facebook上他有专门的粉丝账户。在电视节目“周六夜现场”上，明星Brad Pitt模仿福奇博士，在结束前摘下了眼镜和假发，向“真正的Fauci博士”致辞：“感谢您在这段令人不安的时间内的冷静和清晰。感谢您。感谢医务工作者，急救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。”

民调显示：福奇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（CDC）以71％的信任度位居所有选民之首。但是，在右翼社交媒体上，Fauci有着不同的形象：他经常被贬低为一个愚蠢的左撇子，人们认为他夸大了冠状病毒的威胁。希望美国早日开放的示威者举旗呐喊：Fire Fauci！Fauci 收到了许多个人威胁，以至于司法部最近批准了一项关于他的安全保护。

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中把握平衡

他的朋友格罗斯曼说：“福奇是一个正直而又非常聪明的人，与一个疯子总统打交道，既不能与总统交战，也要获得发言权，精打细算，确保说实话，推动科学地发展，他想办法弄清楚如何继续工作。” 

福奇曾向记者解释，他发展了一种在危机时期与政治领导人打交道的方法。福奇说：“我喜欢的‘哲学著作’是《教父》—— ‘It’s nothing personal, it’s strictly business.’ （没必要针对自己，这完全是生意）。你只是有工作要做。即使有人的行为很可笑，也没必要责备他们。只能学会对付他们，不然你就被踢开了。” 2016年，他在医学院五十年聚会上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提到：“白宫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， ‘当你进入白宫时，你应该做好准备，这是最后一次你进入白宫。’ 如果是最后一次，我一定会只说真相。”

多年来，福奇一直坚持一个简单的信条："保持完全非政治性和非意识形态性，坚持自己所做的。我是科学家，我是医生。“多年的惊涛骇浪，福奇博士已修炼得宠辱不惊。他的活力掩盖了他的年龄，福奇将其归功于锻炼身体，几十年来，Fauci一直在长时间的午餐时间跑步。快八十岁了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左右。他的家庭，一直保持着“神圣的家庭晚餐“的传统，按时回家一起吃晚餐。 史蒂芬·加布比于1960年代后期在康奈尔医学院时认识了福奇，“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人和我那时认识的福奇一样，聪明而谦虚。”2016年，Fauci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（Ohio State University）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，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他一生成功的秘诀。福奇告诉毕业生五个信念：要成为一个终生学习的人；期待出乎意料的事情；服务于公众；以身作则；追求幸福。Fauci敦促毕业生说：“不同的追求可以带来快乐，找到你的追求，并拥抱快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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